“从中国抗疫看“自由和自律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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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评析中国文化与全球疫情】

作者:商志晓(山东师范大学教授、山东省高校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

全球疫情防控的艰难历程，是对各国制度体制和动员能力的考验和检验，折射出不同文化理念的差异和价值角度，再次将诸多问题摆在人们面前。 自由和自律哪个更重？ 两者到底是什么关系，是备受关注的问题之一。

在全国抗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习主席发表了重要讲话。 “中国人自古就有家国情怀，公开崇尚天下。 公开自己，信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强调和平互助、风雨同舟，提倡守的合作、尊老爱幼、自由自律的统一、权利与责任的统一。 ”正因为14亿中国人民展现出高度的责任意识、自律观念、献身精神、友爱感情，铸造了团结心、众志成城的强大精神防线，我们才经受住了这场艰难的历史大考。 总书记强调“自由与自律统一”，强调“自律观念”及其重要性，对自由、自律问题及其辩证关系作出了简明准确的回答。

自由和自律的观念由来已久。 中国从老子、孔子那里谈到，西方世界起源于古希腊时代(如伊壁鸠鲁)。 自古流传于中国的文化，以孔子为首，致力于强调“不学礼、不立”、“居处恭、执事敬、人与忠”等人的自律性，但并不缺乏“自由”论。 除了佛教“修行无障碍”、道教“寡欲归真”的自由追求、庄子“无待”、“无己”、“坐忘”的自由意境之外，孔子也“出于心所欲，不逾矩”。 只是这个“自由”，在孔子看来，必须满足“礼”的要求，达到“仁”的境界，以从心底的道德认可为前提。

在西方世界关于自由和自律的论说中，康德的思想是具有代表性的。 康德是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自由》在其道德哲学中具有核心地位，是其道德律令的可能基础。 根据康德说的经验，他害怕“我头顶上的星星空和我内心的道德标准”这两样东西。 崇尚自由的康德以哲学家的冷静和理性强调“自由不是你想做什么，而是做什么”，自由在于自律，理性的存在者为自己立法，然后这样行动，工作才是真正的自由。

可以看出，古今中外有见识、有智慧的思想家，把自由和自律结合起来思考，谈自由不忘自律，谈自律含有自由。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理解是一致的。 大致说来，中国古代社会以封建宗族为基础，其伦理道德以强调自律为主的社会主义中国以集体主义为基础，以自由为自律基础。 从中世纪宗教统治中走出来的近代西方社会，以私有制度为深厚基础，表现出崇尚个人主义和个人实现的明显倾向，大多情况下自由优先于自律。 这是文化理念的不同、价值角度的不同，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人们的行为习惯和事物的选择。

从整体上看，思维倾向的差异和重点并没有根本动摇或颠覆人类对自由与自律基本关系的合理把握，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社会，都没有将自由与自律的某一方绝对化、唯一化，这是可喜的一面。 但是，另一方面，在处理新冠肺炎疫情等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过程中，如果因自由与自律关系问题而不当解决，造成失衡，如果仍不能坚持习惯思维和行为习惯，及时进行必要的调整，将是令人意外和可怕的毁灭性 不幸的是，这种担心已经不是多余的，实际上发生了，还在继续。

抵制这一百年来世界上最严重的传染病大流行过程，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赛跑，与病魔竞争，迅速打响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应对了非常多。 中国人高度自觉、严格自律、保护健康和生命，基本上是保卫祖国自由、人民自由、明天自由。

像中国这样妥善解决自由和自律关系的国家，大多很好地控制了疫情的蔓延。 但是，仍有许多国家面临形势剧烈的疫情，未能采取最坚决最果断的防控措施，疫情迅速传播，严重威胁着人们的健康和生命。 作为最方便有效的防控方法之一，戴口罩可以说是举手之劳，但在一些国家，从政府层面上不提倡，许多人以妨碍自由为理由拒绝，在示威游行中抗议。 在威胁自己和他人健康生命的关键时刻，不能妥善有效地解决自由与自律的关系，这不仅是文化差异、价值取向的问题，也发展成了自私狭隘的见解。

没有脱离自律的自由，也没有不追求自由的自律，只有比较两者而存在，相互支持才能实现。 恩格斯强调:“自由不是在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认识这些规律，才能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 毛泽东指出，人类的历史是从必然的王国向自由王国迅速持续发展的历史，这段历史永远不会结束。 这些论述在社会历史的快速发展方面都有说，但对于人的想法、道德行为、交往的事物，为什么不是这样呢？ 维护“自由与自律统一”的价值观，是全球疫情防控的基本启示，也是人类生活的经验写照。

光明日报》(年10月12日02版)